传说远在黄帝时期，元妃始祖就开始驯养野蚕为家蚕，取蚕丝织成做衣服的锦帛。在古老的耕织图上，已详尽地记录了古代蚕农育蚕、养蚕、绕丝、织绸的整个过程。

　　几千年过去了，任凭科学如何狂奔向前，丝绸依然只能慢慢地一寸寸来自于小小的蚕，所有的高科技辉煌在一条吐丝的蚕面前都黯然失色。真丝是蚕的生命的绝唱，真丝是蚕的生命的继续。

　　一条蚕的一辈子只有28天，一条蚕一生所吐的丝有1000米长。要多少条蚕的生命才能汇聚成一件衬衣、一件旗袍、一个被面……真丝是蚕创造的奇迹。当一条蚕慢慢地长成、蜕皮、上簇、吐丝、结，似乎天、地、人、神都对它退让三分。人们对蚕爱护备致，生怕一不小心惊扰了，影响它吃桑吐丝的神奇魔力。

　　一根真丝来之不易，注定了丝绸的华贵和神秘。在唐朝，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将以“丝”为主的中国服饰文化传送到了遥远的西方。世界由一根莹亮的蚕丝，一匹柔美的丝稠知道了古老而神秘的中国。

　　公元前138年到11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通西域，开辟了我国和西方的国际陆路交通道路，从此一条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和今新疆境内，到达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丝绸之路”也正式开通。通过了这条横贯亚洲大陆古代东西贸易通道，从公元前2世纪到9世纪以丝绸为主的中外贸易往来非常频繁，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沿途各地的经济繁荣，特别是对中国蚕桑丝绸技术的西传起了巨大的作用。

　　继汉以后，丝绸之路再次得到重视是在唐代。唐代统治者直接以汉为楷模，其开放意识使他们努力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去。在长安经常有数十万外国巨商，在“商贾来则边人为之利”的思想的指导下。长安、扬州、广州等都市都成为了国际贸易中心，其中以长安规模最大。对外贸易的空前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唐代似乎不满足于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经过与大食（阿拉伯）人共同努力，他们又开辟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立从而加强了唐王朝同中亚、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海上联系。陆路和海路商渠的同时开通使唐代对外开放的意识更加强烈。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场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并存，有力地促进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乃至于唐王朝格外注意丝织业在纺织中的地位，从而出现了河南、河北这样的丝织业中心，并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丝织品，如宋州（今河南商丘）和毫州（今安徽毫县）的绢、益州（今四川成都）的锦、扬州的锦袍等都在全国负有盛名。

　　无庸讳言，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虽然是以丝绸为开路先锋，但传播的远不止丝绸，它是在借助于丝绸向世界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智慧。伴随着丝绸贸易，中华民族的文明不断走向世界，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等科学文化都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是蚕桑的原产地，是世界丝绸大国，素有“东方丝国”的美称。蚕桑价值的发现使中华民族格外重视丝织业生产。

　　丝织技术在殷商之际已达到了很高水平。今人对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丝织物进行了分析时指出：“商代从事丝织生产的奴隶们，从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已发现了蚕丝的这种独特的性能，并利用当时已经相当发展的练丝技术，巧妙地设计织造出这种富有弹性而轻盈透明的丝织物。这种丝织物经过三千多年的演变，至今仍是高级丝织物品种之一。”

　　很显然，商代高超的丝织技术是不容怀疑的。“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丝织工艺在强烈的审美意识作用下创造出了更精美的丝织品。

　　周代丝织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周王朝除设置“典丝”官外，还有“掌染丝帛”的“染人”，湅丝以涗水沤其丝的“巾荒氏”，从煮练生丝、染丝到丝织都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管理制度，并有严格的社会分工。《周礼·冬官·考工记》云：“画绩之事，杂五色。”……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谓之巧，凡画缚之事后素功。“从广义讲，文以外的章、黼、黻、绣等都是文，不同色彩的有规律的交织标志着周代丝织业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织锦技术究竟发生在何时？我们现无法知道，但是，从《诗经》里我们知道，织锦在西周时期至少是春秋已十分发达。“萋兮斐兮，成是贝锦”，“角枕粲兮，锦衾烂兮”，“衣锦虎衣，裳锦虎裳”，锦的用途十分广泛。

　　《诗经》对锦的浓厚兴趣表明这一复杂的织花工艺已被社会普遍掌握，成为女织的普遍社会行为。锦－这种多彩的织花丝织品的出现，不但提示着我国丝绸织花技术的重大突破，而且其丰富的种类和广泛的用途标志着丝织业在春秋战国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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